《給青年詩人的信》是德國著名詩人里爾克于1903—1908年間寫給年輕軍官卡卜斯(后成為詩人)的書信集。這些信件，是一位大詩人寫給另一位未來詩人的文字，其中沒有正面談及教育，但我一直把它當成一本教育書，甚至“生活教科書”來讀。它比許多教育書更影響著我的職業，啟示著我的人生。
走向內心回到課堂
“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十五六年前，我從某教育學者的書中讀到里爾克這句簡短有力的句子，瞬間就記住了。為了找原文出處，我買來不少里爾克的詩和散文、小說，《給青年詩人的信》便是其中之一。但那時，我還年輕，感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前方等著，根本無須什么“挺住”，只要不“停住”就行。我對書信集是無感的，隨手翻翻而已。第二次打開它，已是五六年后。
2010年，我擔任學校德育處主任，兼高三年級的負責人和語文教學，壓力與負擔可想而知。但這不可怕，最不堪忍受的是繁雜的行政事務。我日甚一日感到“委屈”和無力，好長時間，獨自糾結掙扎。所幸，盡管如此，我始終未放棄閱讀和寫作，它們是我漂浮在無邊海上的一根木頭。
一天，我在書架中偶然碰到了《給青年詩人的信》，這本又薄又小的書，被擠在一大排書中間，已經很久了。目光觸及書名，若干年前讀過的那句話驀然出現了：“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霎時一道閃電劃過我的天空。我早就查過，這詩句并不出自《給青年詩人的信》，但我仍伸手抽出書，像握住一只久違的溫暖的手。我坐到書桌旁，第二次翻開它。
1903年，還在軍官學校就讀的卡卜斯向著名詩人里爾克訴說生活的“壓迫之感”，里爾克回信告訴他，無論從事什么職業，壓迫感“到處都是一樣”，必須“居于寂寞”，不要受外界迷惑，也不要企圖通過無聊的社交去消除它。接著，他建議卡卜斯：“如果你在人我之間沒有和諧，你就試行與物接近，它們不會遺棄你;還有夜，還有風——那吹過樹林、掠過田野的風;在物中間和動物那里，一切都充滿了你可以分擔的事;還有兒童，他們同你在兒時所經驗過的一樣，又悲哀，又幸福——如果你想起你的童年，你就又在那些寂寞的兒童中間了。”這些句子，有如清風吹拂過陰暗的心頭，我一遍遍朗讀著這些詩性又深邃的句子，心底漸漸亮起微光。
卡卜斯對自己的詩作缺乏自信，里爾克對他說：“請你走向內心。探索那叫你寫的緣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盤在你心的深處……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靜的時刻問自己：我必須寫嗎?”里爾克回答的是寫作問題，但此刻，他“走向內心”的勸告與“我必須寫嗎”的追問，卻無端地觸動了我。我不由得自問：這幾年來自己所承受的行政工作，是“我必須做嗎?”我的個性適合它嗎?不!那么，我最正確的做法是：回到課堂，回到兒童中間，從這里而不是別處，去體驗學生時代的“悲哀和幸福”，這才是我“內心的工作”，而不是稀里糊涂地被世俗潮流裹挾著，去做各種不情愿的事，折磨自己，虛度光陰……
兩天工夫，我仔細重讀了《給青年詩人的信》，體會到馮至先生說的“往后我們讀這些書時永遠是個驚訝者”的意味，也看清了自己職業的方向。
從此，這本一百多頁的小書不再離開過我的案頭。直到兩個月前，發現另一家出版社出了大開本的《給青年詩人的信》，也是馮至先生的譯本，我買來換下已被各種色筆涂鴉得凌亂不堪的舊書。
以人去愛人以人去愛“己”
在不同的信里，卡卜斯向里爾克訴說著情愛的苦惱，里爾克都耐心而坦誠地一一回復。里爾克寫道：對待情愛，要有敬畏心，也不要被它迷惑;在“性”中，“超越一切的也許是一個偉大的‘母性’作為共同的渴望”。這種母性，在少女、年輕母親和老婦的身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而且“在男人身內也有母性，無論是身體的或是精神的;他的創造也是一種生產……”另一封復信中，里爾克寫道：“愛，很好;因為愛是艱難的。以人去愛人：這也許是給予我們的最艱難、最重大的事，是最后的實驗與考試，是最高的工作，別的工作都不過是為此而做的準備。”多年來，每次讀到這些話語，我總不由自主地聯系起教育——教育何嘗不是這樣一種精神的創造和生產呢?而好的教育一定也是母性的，需要“以人去愛人”，即把每個學生當成人。可從教以來，我是否能把每個學生看成一個“個人”，而不是一個為自己獲取名利的符號，或別的什么工具?
很慶幸，在我走上講臺的第11個年頭，一本書——蘇霍姆林斯基的《給教師的建議》——進入了我的視野，它讓我第一次意識到，在教育的田野上，分數固然重要，卻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語文課堂上，除了ABCD冰冷的選項之外，還有美的文學、深邃的哲思、喜怒哀樂的情感;課堂之外，更有廣闊的生活、千姿百態的人生。所有這些，都是語文，都是教育。“人”是萬物的尺度，“人”也是一切教育的目的。
讀到“以人去愛人”幾個字，我的腦海里就浮現出一張蘇霍姆林斯基與小學生的合照：他坐在椅上，幾個小學生圍在身旁，其中有個微笑的小女孩，右肘自然地放在蘇霍姆林斯基的左肩……在《致未來的教師》一文中，蘇霍姆林斯基說他常收到師范生的來信，而幾乎所有的信都提出一個問題：在教育工作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蘇霍姆林斯基答道，他對這問題已經思考了32年，回答它并不容易，因為在他的工作中，沒有哪一樣是次要的。“不過，教育工作畢竟還是有個核心的，”他說，“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們的學生看成活生生的人。”作為校長，蘇霍姆林斯基還時常提醒教師們：并非所有的學生將來都會成為工程師、醫生、科學家和藝術家，學校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培養人，培養丈夫、妻子、母親、父親，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養未來的工程師或醫生。——想到蘇霍姆林斯基這番“提醒”，我有時不禁感慨：今天的校長，還有多少人還愿坐在學生中間，而孩子們把信任的小手放在他的肩頭?
愛是艱難的，但“以人去愛人”，才是真正的愛，也是更艱難的愛。為此，里爾克說，愛必須通過學習，“用他們整個的生命、用一切的力量，集聚他們寂寞、痛苦和向上激動的心去學習愛”。
關于“愛”的話題，里爾克還向卡卜斯強調，愛不是使人迷失自我，相反，要在愛中成全自我。他認為，如果“每個人都為了別人失掉自己，同時也失掉別人，并且失掉許多還要來到的別人，失掉許多廣遠與可能性”，那么，這是一種錯誤的愛。他告訴卡卜斯：“愛的要義并不是什么傾心、獻身……它對于個人是一種崇高的動力，去成熟，在自身內有所完成，去完成一個世界，是為了另一個人完成一個自己的世界。”里爾克的話暗合了我內心對教師職業的看法：熱愛教育工作，但不意味著必須在工作中“失掉自己”，教師應當在成全學生的過程中，也不斷地建設自我，發展自我，成就自我。后來，我在做民國教育研究時，從錢穆先生的經歷中，也加深了這點認識。錢先生從普通的鄉村小學教員，到登上北大、清華講壇，以至成為一代史學大家，即印證了里爾克所謂的“愛的要義”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三年前，我終于辭去了所有行政職務，回歸做一名單純的語文教師。從此，多了些余力去從事我喜歡的民國教育研究。這是我對里爾克“以人去愛人”的另一層解讀——以人去愛“己”。
建造心中的“神”
三年前的一天，年輕教師L發來微信，訴說她在學校里親歷的場景：學校舉辦元旦文藝演出，因場地有限，只允許高一年級部分學生前往觀看，領導挑選快班學生參加，而慢班學生待在教室里自習，等時間到點才能放學。得知情況后，慢班學生情緒激動，L只能盡力安撫。微信的最后，L拋給我一個問號：王老師，為什么你10年前批評的教育現象，如今依然存在?
我想起10年前的一段往事。2008年，學校舉辦一場“文藝聯歡會”，也是會場座位有限，年段學生無法全員前往觀看。當時我是年段的負責人，為公平起見，擬采取抽簽方式決定哪些班級參加，后來，由于某些原因，校領導要求年段只選表現好的快班學生前往。幾天后，我收到了一封學生的匿名信，表達了慢班學生的不平。此事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把整個過程和自己的思考寫成文章在省內某教育刊物發表，曾引起一些校長和教師的關注。
時隔多年，當年那一屆的學生L早已大學畢業當了教師，竟然也遇到類似的問題。我讀著她給我的信，仿佛讀著10年前那名高中生塞進我抽屜里的匿名信，心情一樣沉重。
沉思良久，我回復L：教育的進步，如同社會的進步，哪怕一點點，往往需要漫長的過程，唯有忍耐，才能看見未來。你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平等對待學生，關愛學生(就像你今天做的)，進而去感化周圍的人，這就是胡適先生提倡的“得寸進寸”。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但對未來我始終充滿信心，我相信，社會總要往上走的，因為人性有光，文明是一種力量。
第二天，翻到前一晚與L的來往信息，心緒依舊難平。我突然記起《給青年詩人的信》中的幾段話，隨手打開書就找到了，每個字似乎都是為我而寫的：
好好地忍耐，不要沮喪，你想，如果春天要來，大地就使它一點點地完成，我們所能做的最少量的工作，不會使神的生成比起大地之于春天更為艱難。
像是蜜蜂釀蜜那樣，我們從萬物中采擷最甜美的資料來建造我們的神。我們甚至以渺小，沒有光彩的事物開始(只要是由于愛)，我們以工作，繼之以休息，以一種沉默，或是以一種微小的寂寞的歡悅，以我們沒有朋友、沒有同伴單獨所做的一切來建造他……
在這封信里，里爾克希望卡卜斯努力去建造的這個“神”，在我心目中，就是“信念”或“信仰”的化身。它無關乎宗教，卻與我的職業生活乃至生命狀態息息相關，擁有它，無論置身于什么環境，我都心懷一份前行的希望。
今年8月，女兒即將返回深圳教書，這是她入職的第二個年頭。新手教師最艱難困苦的第一年是挺過去了，但教書工作，是沒有完全輕松容易的時候的。想到當下教師職業遭遇的種種困難，想到女兒骨子里的某些“浪漫基因”，我仍擔心她會有所不適應。于是在女兒臨行前，我拿出新的《給青年詩人的信》送給她。女兒接過書，驚訝道：“幾年前不是送我一本了?”我半開玩笑說：“沒關系，現在你的身份不是大學生了，是教師。有空重讀一遍，給人生重新定位一下，也給自己補充點兒‘正能量’。”其實，我希望她在教書過程中遇到艱難或不合理的事情時，能看到光亮的一面，并在心中為自己建造一個“神”。
1937年，馮至先生在《給青年詩人的信》的譯者后記中深情寫下：“當我于1931年的春天，第一次讀到這一小冊書信時，覺得字字都好似從自己心里流出來，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感到一種滿足，一種興奮，禁不住讀完一封，便翻譯一封，為的是寄給不能讀德文的遠方的朋友。”
今天，這個初冬的午后，第N次重讀這10封信時，我像穿越時空，遇上了110多年前的里爾克、卡卜斯，也遇上了80多年前的馮至，我們喝茶聊天，我們談寫作，談職業，談性與愛，談寂寞，談人生，對了，還談教育，談春天……
(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市東山一中語文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