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3月7日訊（記者 馬常艷）“在房地產、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長期的主要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長一個時期，要著力發掘釋放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結構性潛能。”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6日在接受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時說。

劉世錦指出，從過去一些年的情況看，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由高速逐步轉到中速，宏觀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需要大體上是適應的，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宏觀政策的度把握得較好，基本不存在宏觀政策過緊制約增長潛能的情況。

他認為，當前，需要糾正把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寄托于寬松的宏觀政策而忽略結構性潛能的傾向。“如果一定要排個順序的話，結構性潛能是第一位的，宏觀政策是第二或第三位的。”

對于今年的政策取向，劉世錦認為，2022年上半年，宏觀政策要發揮防滑托底的重要作用。貨幣政策在前期降準、引導降息的基礎上，結構性導向要為房地產軟著陸和中長期平穩發展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同時重點支持城市化和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住房建設資金需求，如支持城市農民工安居工程建設。財政政策要利用上年的增收空間，支持一批有回報、有長期潛能的基建項目，如重點支持都市圈、城市群發展中交通通訊項目，另一方面，重心逐步轉向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加強人力資本建設。

“穩增長、擴內需的立足點要轉到發掘釋放中速增長期的結構性潛能。”劉世錦說，所謂結構性潛能，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經濟體，在消費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升級和城市化進程中所具有的增長潛能，也可以說是人均收入從一萬美元到三、四萬美元的潛能。

此前，劉世錦就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提出了“1+3+2”的結構性潛能框架。在結構性潛能框架中，“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地理和動能上的空間。“3”指實體經濟方面，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的三大短板。“2”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

在劉世錦看來，現階段，這些潛能不同程度地受到某些體制機制政策因素的約束。他認為，近期需要推出一批擴張性的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創新的政策舉措，使之轉化為現實的動能。

為此，劉世錦建議，以城鄉土地、人員、資金、技術等要素雙向流動，協同推進都市圈、城市群建設和鄉村振興。在都市圈特別是一線城市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區之外放開外來人口落戶限制；鼓勵都市圈范圍內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探索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收益優先用于完善相關轉讓者的社保體系，建立高透明度的轉讓流程；在入市交易和流轉的土地上探索建立養老社區，向城市居民開放；實施進城農民工安居工程，配套提供教育、醫療、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加快都市圈城市群軌道交通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

他提出，要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鼓勵拓展數字技術（如5G、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相融合的垂直系統場景；在反壟斷、維護公平競爭秩序的基礎上，積極鼓勵數字技術創新，重視并改變創新領先企業數量下降局面；促進數據產權保護和利用，推廣使用隱私計算的新技術開放數據資源，加快數據的流通和優化配置。

與此同時，要以綠色創新拉動投資和增長。提出并動態更新綠色重大技術清單，通過市場機制和政策激勵加以推廣；盡快實現能耗“雙控”（能耗總量和強度） 向碳排放“雙控”（碳減排總量和強度）轉變；對高碳行業實行區別化政策，不搞一刀切，放開、鼓勵、支持綠色技術創新、生產和投資，限制或穩住非綠色生產和投資。

此外，劉世錦還提出，要實施雙輪驅動的擴大消費戰略。基本公共服務保基本，市場化高質量供給上水平，推動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轉型升級；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戰略，重點通過提升人力資本、促進機會均等，推動更多的低收入人群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期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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