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語言與平和的敘述并不意味著學術文章沒有水平

時間久了，還是喜歡看樸實平和的文章。

樸實指的是語言樸實無華，通俗易懂，不追求某種氣勢磅礴的大話，沒有什么晦澀艱深的詞語，也不見某些標新立異的字眼，更不用某些故弄玄虛和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平和指的是敘述心平氣和，循循善誘，沒有某些激動人心的排比，或者是那種咄咄逼人的質疑，沒有什么居高臨下的說教，或者是冷嘲熱諷的文風，也看不到嘩眾取寵的煽情。這樣的語言和敘述讀起來爽口悅心，容易入眼入腦。這也是我近年來在教育研究的學術寫作上對自己的要求。

樸實平和的教育文章一定是比較好看的，它能夠讓人們喜歡讀、容易懂，看起來不緊張，而且很輕松。可以說，這是教育研究的基本功之一，也是教育研究的一種專業要求。如果說文學作品追求更多的峰回路轉、起伏跌宕的情節與“噱頭”，哲學文章講究更多的鞭辟入里、反復詰難的思辨與沉思，自然科學追求更多的嚴謹縝密、重復驗證的實驗與數據，那么，教育研究的文章則一定要有教育性。這種教育性在寫作和文字上的表現與特征之一則是樸實平和，甚至可以是“大白話”，是有鄉土氣息的話語，由此形成非常有效的可接受性。

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在談到社會交往中語言的有效性時，第一條原則就是真實性。這種真實性不僅說的是語言內容的客觀性與實事求是，而且，強調交往雙方彼此之間能夠理解與領會。不能被語言交流的雙方所理解的語言，又何談真實呢?缺乏彼此之間對語義的共同理解，就沒有語言交往的效果。哈貝馬斯所提出的真誠性原則，更是進一步突出了語言的感染力，將語言交往中相互之間的可接受性作為語言交流有效性的重要條件。這些都體現了寫文章的基本規范：語言文字與敘述樸實平和，由此才能產生最有效的交流。教育研究的文章想要達到有效的教育意義，就應該特別重視這種真實性和真誠性的原則。不論教育領域的政策制定者還是教育實踐工作者，都非常需要和喜歡這種樸實平和的學術文章。

樸實的語言與平和的敘述,并不意味著學術文章沒有水平。恰恰相反，真正有質量、有深度，能夠產生廣泛影響力的高水平學術文章，常常都是非常樸實平和的。進一步來說，樸實平和其實是優秀學術文章的重要標準之一。因為，能夠用某種樸實平和的語言寫出有思想的理論文章，能夠用簡單明了的文字表達深刻的道理與觀點，能夠明明白白地寫出人們心里朦朦朧朧但無以言表的想法，將教育實踐工作者豐富的實踐感受與直接經驗相結合，提煉與概括成通俗易懂的理論，直觀地反映了學者和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學術水平。這樣的文章不僅從現實走進了理論，而且從理論中走出來，回到了現實，達到了一種學術與理論的融合，一種具有實踐價值的理論;不僅從具體上升到了抽象，而且又從抽象回到了具體，達到了一種具體的抽象，一種包含了特殊性的普遍性。慚愧的是，我自己過去寫文章總是喜歡用一些特別艱深晦澀的詞句，由此試圖表現自己的所謂深刻和水平，而且有時還自以為是地給自己辯解，說什么如今的社會現實和教育活動本身就是如此的復雜與艱難，反映它們的文章當然也應該是復雜和艱深的，等等。現在，我越來越發現，自己沒有能夠全面地理解和領會教育的某些問題，所以寫出來的文章也讓讀者一頭霧水。

著名思想家馬丁·布伯曾經非常通俗地表達了他關于人與人對話的理論。他認為，真正合理的人與人的對話，就是一種“我與你”的對話，而不是“我與它”的對話。前者將對話者看作一個人，一個與自己同樣的主體;而后者則是把對話者看成是一個物，一個單純的客體。“我與你”的對話則是一種樸實平和，能夠彼此共情和移情的語言交流，一種相互尊重和惺惺相惜的敘述平等。布巴的理論是非常深邃的，可他的語言和敘述卻十分樸實與平和。所以，能否寫出樸實平和的好文章，關鍵還在于研究要到位，學問要到家。其實，國內外許多非常有名的教育家和學術大師，如陶行知、葉圣陶、晏陽初與杜威、蘇霍姆林斯基、蒙臺梭利等人，他們的文章都是非常樸實平和的。我的許多朋友和教育研究界的同仁也都是這樣的。他們都是我學習的榜樣。

樸實平和的寫作風格與作者長期扎實的學術訓練息息相關，也與在教育實踐領域的工作經歷密不可分。正所謂文如其人，我想，做教育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是樸實與平和的人，能夠看懂教育的實際，體會教育的內涵，了解教育領域的人們在做什么、想什么、煩什么、苦什么、難什么、要什么……能夠彼此尊重和相互學習。這樣，才能夠寫出樸實平和的文章來。

(作者系清華大學原副校長、文科資深教授)